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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冬冬: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述要

发布人: 齐发娱乐游戏官网 来源: 齐发娱乐游戏平台 发布时间: 2021-01-25 13:29

  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是近年来文化产业研究界着力探讨的热点。为了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主要以对外文化贸易这一命题本身所的问题为主导径,着力从对外文化贸易的价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的对策、具体结构、竞争力、相关的影响因素等六个层面将国内针对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评价。此外,文章还对中外比较研究、分区域、分门类与个案研究等对外文化贸易研究的其他径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进行梳理,这些问题主要有:对外文化贸易的文化安全机制与贸易机制、服务保障机制、贸易平台与渠道、国际经验借鉴机制、统计制度与评价指标体系、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等。

  对外文化贸易不仅是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实现环节,而且还直接关乎着我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海外影响力的建构,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下,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随着2014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的颁布,表明国家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整个行业势必会迎来其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理论的研究总是与现实的问题相呼应,文化贸易问题无疑已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文献成倍增加。纵观这些论述,视野开阔,针对性强,理论化水平高,富有前瞻性和性,为促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本文立足于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问题,试图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作出系统的梳理与审视,希望能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随着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引起世界的重视。因此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理所当然成为进一步拓宽、深化文化产业的重要选择。那么对外文化贸易到底呈现了怎样的价值?其对于我国的价值又在于何处?这个问题既是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动因,也是我们从事对外文化贸易研究的出发点。

  花建(2005)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提升中国综合国力、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在他看来,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是落实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就是了当前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大趋势。在当今世界,国际文化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日益增加,以版权为核心的“软性”贸易即文化服务贸易对于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文化贸易的竞争力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一个国家的资本运作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与外贸依存度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必须开展并推动对外文化贸易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1]

  冯潮华(2005)认为,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对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助力明显,而且对整个现代化建设也有诸多益处。在他看来,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有三大意义:其一,有利于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增加国民财富的积累;其二,有利于中国文化,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其三,有利于开发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扩大我国的外贸出口,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2]原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11)也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为,发展文化贸易是提高我国对外水平,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是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是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促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3]

  应该说,文化贸易的意义不是仅限于国家战略的宏观层面,从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更侧重于纯产业经济层面的思考。他们认为,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具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能够带动后续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并且不易引起贸易纠纷,同时还有利于增加文化进口国对本国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4]杨均华、刘吉发(2012)从我国自身的情况出发认为,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有利于我国文化经济融入世界文化生产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消费链,促使我国文化企业参与国际文化分工,并嵌入国际文化生产体系;有利于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实现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文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既是重要目标又是重要途径。另外他们还认为,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可以促进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参与和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重大实践。[5]

  王海文(2013)则以经济“后危机”的视野对问题进行审视。他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的后危机时代,全球文化经济正以其迅猛发展之势孕育未来社会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后危机时代对外文化贸易的壮大和结构的变化不仅将贸易对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提升到新的高度和水平,而且此时的对外文化贸易还有别于一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其将高度整合各种机制和径从而对经济发展整体能级提升产生重要影响。他还指出,后危机时代对外文化贸易将立足于多样而差异化的行业基础,以其广阔的行业辐射对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产生独特影响;后危机时代对外文化贸易将对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产生进一步影响,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更加复杂的内外部。此外,他还从角度论证了分行业、分地区的角度对文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6]朱文静、顾江(2012)等则从分析的角度论证了文化贸易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效应,同时对我国文化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即便二者只有中度相关关系,没有明显的关系,但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服务业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还是有据可依的。[7]

  从文化贸易对企业自身的意义来看,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未来国际文化贸易活动中,跨国公司将是主导,因此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不仅是企业自身做大做强的需要,也是其必然的选择。如张抒(2011)认为我国巨大的文化产业市场能够帮助国内的文化企业在不断试水中成熟,同时也必将吸引众多的国外企业及成熟产品进入我国市场,这对我国企业来说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有助于本土企业的做大做强。[8]

  在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涵盖了国家战略、产业经济的发展、文化企业自身的发展等不同的层面,既有高屋建瓴的阔论,又有扎实的检验,反映出了学界对文化贸易问题的价值已经取得了的认识,而且在诸多观点上取得了一致。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这里主要指出口)界贸易市场占有很大比重,但在文化贸易方面的份额则相对较小,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本身并不是十分发达,在国际市场与国外优秀企业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就会涌现出诸多问题。

  李嘉珊(2010)将我国文化贸易的问题总结为:文化产业基础薄弱,相关产业关联度严重不足,且文化创新体制缺乏,国际化经营水平严重滞后,文化的国际效果低下。[9]杨文兰(2011)则认为,在对外文化贸易问题上,我国是货物贸易大国,文化服务贸易小国。虽然我国文化产品贸易具有比较优势,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文化产业缺乏真正的文化品牌。中国文化产业传承的多,创意的少,缺乏传承与创意的有机结合。文化产业不注重衍生产品的开发,缺乏行业发展的延展性。[10]

  陈文敬、米宏伟(2013)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文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依然存在着若干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如贸易平衡、出口竞争力、市场多元化等问题。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将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四个层面:第一,总体上是顺差,但结构上却是逆差的,主要表现为在文化服务贸易的逆差和文化产品贸易的顺差上;第二,高附加值、高影响力领域出口竞争力弱;第三,文化进口严重滞后,娱乐内容消费存在缺口;第四,部分领域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较低。[11]

  汤增强、段元萍(2012)则以大量数据对我国的文化产品贸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们认为,我国文化产品贸易实质上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虽然经历了2008年出口相对减少,但是近几年来其发展还是处在稳定增长的状态。我国文化出口总体大于文化进口,并未处在贸易逆差的状态,而是出于顺差的状态,但文化产品贸易总体竞争力却较弱。其主要则是因为产品缺乏文化创意和缺乏和设计水平不高。而从对外贸易结构上来说,文化贸易出口仍以文化产品出口为主。[12]从侧面也说明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出口水平仍然很低,文化贸易的结构不均衡,核心的文化服务层面的发展仍需要逐步加强。由于文化服务贸易的水平更能反映一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文化服务贸易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对此,冯勇(2012)也认为我国是文化服务贸易小国且文化服务贸易逆差严重。尽管我国是文化贸易大国,但主要还是文化硬件产品的贸易,而且科技与创新水平也不高。另一方面,文化软件的出口规模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落后我国外贸总体的增长幅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人把文化软件方面同世界接轨当作是文化交流而不是文化贸易,在科技创新上,我国虽然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并没有转换成强势资源,而是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导致文化交易竞争力远不敌外国;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曲高和寡,涉外文化商贸领域贸易壁垒太多,又过于强调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性,而新兴的文化产品与艺术模式的开发受到资金与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影响,导致文化创新意识不够。[13]当然也有学者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如曹岚、卢萌(2010)认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呈现逆差的原因在于:第一,缺乏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文化贸易认识肤浅;第二,缺少能够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知名品牌;第三,缺乏国际营销,文化产品方式落后;第三,缺少文化的“摆渡者”,尚未形成完善的中介机制;第四,缺乏政策规范,政策支持力度不够。[14]这种基于原因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对问题的描述。

  总体上看,学界已清晰对外文化贸易存在的问题,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在国际文化贸易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不利事实上涌现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产业、政策等三大层面。应该说,产品的创意性和科技含量不够,产业链的不完备及国际运营、体系的不发达,国家政策、意识的不到位是对外文化贸易中的最主要问题。大多数学者的论述,基本上在这一框架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认识大部分上是总体性的宏观视野,很多研究并未将文化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进行区分,而是将二者放在文化贸易的大框架之下,整体上探讨,这样难免会忽略了部分特殊情况。另外,文化产业包含着诸多门类,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各部类的情况也不一,问题也是具体性的。对此,学界也有很多论述。我们这里仅是着眼于文化贸易的整体进行综述。

  在具体对策层面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颇多的。从总体上看,这些对策大致从文化、行业、企业、四个层面展开。在具体的分析中,既有国际对比视野,又注意到了我国的特殊情况。

  在文化层面上,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振兴并创新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张凤琦(2006)认为,和中国文化是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首先,在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生产出更多的体现中华文化的文化产品,让中华文化在构建世界普遍价值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构建独具特色的国际教育体系和足够强大的传媒实体,为中国文化价值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文化价值的,主要是通过教育体系和媒介宣传两大渠道完成的。第三,注重文化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密切结合,创造更多的适应现代人、乃至世界其它民族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15]曹岚、卢萌(2010)也认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加深文化贸易的认知是扭转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举措。在她看来,我们应该摒弃落后意识,增强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来观照和处理传统文化资源,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沟通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16]芳(2003)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既要引进先进文化又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发掘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同时还要善于扬弃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不适应时代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以现代对其进行创新性,使其在当代更适应国际。[17]

  在行业层面,齐勇峰、蒋多(2010)认为,要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培养懂外语、会经营的国际化的文化贸易人才。[18]卫红(2010)认为,应当重点发展从事影视、新闻出版、展览演出等业务的对外文化中介机构。增强与国际知名电影、出版、演艺、展览经纪人或中介机构合作交流,向品牌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吸收国外中介机构工作机制,培养自己的文化中介机构的语言专家,对于国家而言有着相当的必要性和紧急性,造诣颇深的语言专家在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全球的发展战略中起着“桥梁”的作用,扮演着“摆渡者”的角色。[19]张皞(2011)认为,当大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或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其先发、集聚效应。首先,以平台和协会为中心,以点带面,形成整体品牌效应;其次,整合资源,构建企业的“联合舰队”;再次,突出信息集聚优势,建立跨区域、国际化的互动合作发展平台;最后,应当组建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形成文化产品进出口集散地。[20]总之,这个层面的对策研究聚焦在对建立健全各种行业中介组织,以及对中介组织职能的强化上。

  企业层面,、王传刚(2010)认为,必须加快借鉴和创新,从国际市场需求出发对文化产品进行精加工,同时还要引进国外先进的营销手段和方式,增加产品科技含量。[21]毛向南(2010)则强调要加快培养和引进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人才,在他看来,中国同美国韩国等文化贸易强国相比,专业人才实际上是相当匮乏的,因此文化企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贸易人才,在文化贸易方面对其予以强化培训。同时企业还要加强与国际大企业之间的交流,积极引进文化方面的人才。[22]杨文兰(2011)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同制造业一样,缺的就是国际性的品牌,因此文化企业必须树立大品牌意识,走品牌化之,同时还要着力开发文化产品的衍生品,培育衍生品市场。[23]方英、李怀亮、孙丽岩(2012)认为,企业要注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营销策划,加大对外宣传力度。[24]陈文敬、米宏伟(2013)则认为,企业应当注重内容性产品的制造,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还要强化贸易出口市场的调查。[25]

  孙健(2013)认为,除了打造文化产品品牌,实现文化产业的国际化经营之外,我国文化企业还应当重视“文化折扣”,定位目标市场,同时还要整合资源,实现文化企业规模化发展。[26]邵汝军(2012)认为,我国文化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好国际平台的作用,如国际影视节,旅游节、国际文化周(月)、文化艺术节、国际体育比赛、国际会议与培训等国际化平台,借助信息技术宣传与推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并针对国外不同消费和消费对象,采用不同的营销模式与方法。同时还要把援外活动、文化交流项目同文化产业“走出去”结合起来,以三者的统一加速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海外影响,从而增加市场份额。[27]吴美菊(2012)也认我国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好国际化平台,进行整体营销。主要应该做到四点:一是要依托国际销售渠道和发行网络,二是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合资,三是要实现海外运营,四是要充分利用WTO国网络,加大国际间的合作。[28]张时(2011)则探讨了提高我国文化贸易的竞争力应充分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拓宽我国文化贸易的投融资渠道。具体到企业,他认为我国文化企业要积极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投资方式上可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途径,组建各种类型的文化投资控股公司、文化基金组织以及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等。[29]总之,在企业层面相关的研究十分丰硕,大体上都围绕着企业的产品、技术、品牌、国际合作与交流、海外营销体系建设、投融资建设等方面展开探讨。

  (国家)层面,李兵(2009)认为,国家应当着力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30]曹岚、卢萌(2010)的看法与李兵相似,她认为,要改善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的不利局面,国家应当建立一部有关文化贸易的专门法规,而且在税务上予以优惠和适度的补贴,简化出口程序,规范出口秩序,放宽出口,畅通出口的各个环节,还要着力好我国文化企业的权益。[31]中国文化出口对策课题组则提出了九点:(1)应对文化出口进行宏观统筹和指导,避免由于行业条块分割而带来的不足;(2)注重文化出口效益的提高,可以建立文化产品出口专家委员会,为出口企业提供咨询和指导,促进行业自律,实现由量性增长到质性优化的转变;(3)在产品支持上,实行重点与多元的内容战略;(4)增加发行网络和发行渠道,鼓励自建、收购或是依托国际平台;(5)加大人才培养力度;(6)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7)加强对中国文化出口的财政支持;(8)建立文化出口信息交流与数据统计平台;(9)中华文化,鼓励中国文化的海播。[32]花建(2012)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因地制宜的实现创新。首先,国家应当鼓励开发多样性资源,实现中东西的全面发展。其次,要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再次,国家要鼓励科技创新,提升对外贸易的含金量。最后,国家要优化服务平台,建立健全文化贸易。[33]齐勇锋、蒋多(2010)认为,应当制定文化走出去的专项规划和实施细则,并提出阶段性的目标和政策措施。国家着力要培育文化企业,包括外向型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和文化贸易流通企业。[34]

  朱瑛、段陆雪(2011)二人的解决策略比较具体。他们认为,首先应当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把振兴文化提到文化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高度,把文化振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最主要的是要把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着力推进文化体制,将其纳入国家整体性深度之中。其二,国家要制定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构建既与WTO原则相适应又符合中国文化国情和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系统。其三,要切实转变职能,转变管理文化产业的方式,建立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具体要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通过跨部门、跨地区合作,新建一些机构组织,逐步形成运作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机制。其四,要建立资金支持的机制,完善有关的文化经济政策,在经费上确保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五,建立有效的人才机制,丰富和完善人才管理系统、人才培养渠道和人才交流与合作。其六,还可以着力构建文化遗产体系,促进传统文化的产业化。[35]金元浦(2014)则认为,国家应当根据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发展趋势和需求,以及我国具体的发展情况,及时调整《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同时还要制定和调整《企业目录》和《项目目录》,改变目前基本上以出口总量为基准的入选标准,兼顾成长性、技术先进性、国际化程度、可持续性、市场发展潜力等评价要素,以更全面地激发企业积极性,鼓励国际化大项目引领,推动对外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家还应当统一标准,加强数据的申报与统计。这些层面是政策目标实施的基础,应当首先予以明晰。[36]总之,层面的对策探讨围绕着整体规划、人才培养、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文化体制、重点企业和产品培育、渠道和平台建设。贸易等层面进行,总体上较为详实。

  在上述对策体系中,既有针对中国文化贸易的现实所提的针对性对策,又有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涉及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应该说,具体的对策研究是我国文化贸易研究中最丰硕的。这从侧面反映了广大研究人员对文化贸易本身及其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诸多的方法对策,为我国今后有效、有力的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大多数的对策停留在宏观的层面上,缺乏对具体问题的针对性,很多措施表面头是道,但并不具备可行性。另外,也存在着对策扎堆现象,很多学者的对策都大同小异,重复研究。

  赵有广(2007)从地域结构、消费结构及产品结构三个层面对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结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地域结构上,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流向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这与这些地区的消费结构密切相关。国家之所以占据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很大比重,除了这些国家需要了解中国的人外,最主要还是得益于中国移民的增加。尽管亚洲的华人尽管传承自中国,但已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本土文化,因此在文化产品的消费上,并没有过多的显示出华人的特点。然而在,由于移民时间短,并未形成强烈的本土特色,依然对母国文化保留着自然亲和力,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的消费人群。在他看来,在区域结构上,未来中国文化产品的贸易方向,仍将是欧美市场为主。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大,国家不得不重视中国,了解中国;二是移民的向心力随着祖国的强大而有增强的趋势,再加上移民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带动中国文化产品需求量的逐渐增加。[37]

  朱文静、顾江等(2010)也对我国的文化贸易结构作出了分析。他们首先指出,我国文化出口贸易中以文化产品为主,文化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很低。这主要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我国文化贸易产品结构调整速度缓慢,升级效果不明显。这一结果与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历史比较吻合。我国文化产业概念提出的时间实际上还很短,相关的政策并不完善;而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重点一直在工业经济,特别注重通过加工贸易获得外汇储备,或者本身已经在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技术基础、经验上已经有所积累,因此文化产品出口的比重就相对较大。其二,我国文化贸易的优势在于生产性文化产品的出口,而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类产品出口比例很小。除却产品结构的不平衡,我国文化贸易在区域结构上比较集中,无论是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去向地发达国家的比重都是最大的。总的来说,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的来源地虽然比较分散多样,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中的东亚地区,以及发达国家,其中欧盟发达经济国家、美国和日本基本上占到40%左右的比例。前者主要得益于文化上的相似性,而后者更多的是因为产品的差异所能满足相应的市场供给空白。而在出口方面,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以高收入国家为主。[38]方英、李怀亮(2012)等人也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结构以及地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其观点基本上和上述类似,认为虽然我国文化产品贸易持续为顺差,但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持续为贸易逆差,而在地理结构上也倾向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39]

  另外,朱文静、顾江、朱婷(2012)等人还将文化贸易结构纳入产业结构的视野,着力探讨了文化贸易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看来,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其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比重,可以间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主要通过进口的推动和出口的拉动来实现。产业结构是对外文化贸易结构的基础,它直接决定着对外贸易结构的主要内容,对外文化贸易结构的发展变化就是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直接结果。他们从两个层面分析了产业结构作用于对外文化贸易结构的具体途径:第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布局决定了出口文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使得出口文化贸易结构相应提升。第二,产业结构决定了进口文化贸易结构。他们通过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国文化服务出口贸易与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目前只有中度相关关系,但有明显的关系,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服务业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有据可依。[40]

  可见,在对外贸易结构的产品、区域的现状认识上,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相关的研究过程总也注意采取研究,但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文化贸易结构的现状描述上,而对其他和结构相关的层面注意不够,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对外文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竞争力的相互关系。因此,更多元的视野亟需加入进去。

  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体系与分析两个层面,总体上是要对竞争力进行客观分析。评价体系上,主要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arative,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a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RCA)等工具来衡量。同时兼顾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适时的构建评价体系。分析主要用变量选取与建立模型来进行。

  朱文静、顾江(2010)认为,从数据上看,我国文化贸易的国际市场份额似乎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与经常看到的统计报告的结果差别很大,但这个结果其实与我国统计体系的设计密切相关,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商品都被统计在内,而在我国国内文化产业统计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情况下,传统上认为的文化产品是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我国文化贸易在总体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这个优势主要集中于文化产品层面,而在文化服务贸易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TC指数一直小于零,且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并有下降的趋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从总体文化贸易的RCA指数来判断,我国文化贸易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考虑到文化贸易的产品构成中文化产品所占的比例非常高,所以仅以此来描述我国文化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其实并不全面。鉴于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第三产业或者务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具有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特征,所以考察文化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应该更有价值。一方面文化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处于国际文化产业链的上游,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另一方面发展文化服务贸易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找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方向。因此,我国的文化产业振兴的重点当放在文化服务方面。[41]

  蒙英华(2012)利用TC指数分析后认为,中国在绝大多数文化产品贸易上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对这些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的文化产品,其贸易对象主要分布在奥地利、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英、美等国。[42]方英、李怀亮(2012)也从国际市场占有率、TC与RCA指数分析了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认为虽然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占有率却很低,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并将文化贸易结构的发展不平衡性更加清晰的体现出来。在贸易竞争力指数上,也体现出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如音乐媒介、影视媒介及版权贸易的竞争力非常弱,且弱势逐渐扩大。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这说明我国技术密集型的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竞争力非常弱,文化贸易的结构严重不平衡已经成为学界的事实。[43]

  不同于上述研究的是,部分学者在通用评价体系的研究基础上,尝试着自己建立评价和验证模型。王自娜(2009)从分析性指标和现实性指标入手,构建了26个指标的文化贸易竞争力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结合SPSS软件为辅助工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的贸易综合竞争力指数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文化贸易竞争力仅仅高于印度,位列倒数第二,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44]方慧、尚雅楠(2012)则将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发展为动态钻石模型,并结合显示性指标(TC指数和出口优势变差指数)和分析性指标(程度、及我国核心文化服务贸易出口额)分析后认为,我国文化贸易竞争力处于初级阶段。他们认为,文化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短期因素,长期因素如专业性技工及国外市场与其相关性不大。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相关产业不能发挥其正效应。同时,业内竞争并非竞争力的主要提升动力,而某些大的国家性垄断企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验证上述规律,他们还选取6个变量进行计量分析。[45]

  可见,在国内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研究中,主流方式是比较分析和计量性的分析。主要还是对我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现实态势予以分析,包括整体竞争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竞争力等不同层面,也涉及到其中的影响因素和贸易结构研究。然而,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研究稍嫌表面化,多数研究停留在对竞争力态势的强弱性判断与初步统计比较上。对影响一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深层原因的分析却较少,而且现有的文献大多基于统计分析指标进行测算,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竞争力因素的研究并不多。

  对外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关系到了我们能否掌舵好文化“走出去”乃至顺利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向前发展。因此,对影响因素的梳理和鉴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一般意义上影响对外文化贸易的因素,二是我国自身存在的影响对外文化贸易因素。

  对外文化贸易首要特性毕竟是跨文化性,因此,文化折扣是影响文化贸易的最客观和最普遍因素。从原因上看,文化背景、审美预期、语言、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都可能导致文化折扣。而这也成为学界所的事实。除却文化折扣,自然还有许多一般的影响因素。对此,刘建华的看法比较系统。他从市场的与非市场的两个层面论述了文化贸易的约束因素。市场方面,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决策机制、信息披露机制是全球所有经济形态中的共同作用因素,国际文化贸易自然也不例外。同时,文化贸易还有特殊性,受到文化差异的制约。而非市场方面,国际文化贸易还受到关税约束、配额约束、出口补贴以及WTO规则的约束。[46]

  曲如晓、盛琴雯(2011)认为文化距离是影响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元素。他们选取了1992年到2008年间中国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非文化产品出口额、文化产品总出口额以及各分类的文化产品的出口额的贸易流量以及相关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以确定文化距离变量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与贸易对象国的文化距离对于中国全部文化产品的出口有正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文化产品的独特性,对文化差距较大的进口国更具吸引力。但对于分类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的影响却不尽相同。文化距离对书籍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含酒精饮料的出口有反向的作用,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和期刊、贸易广告材料、记录媒介、视听媒介等文化产品的出口流量。因此,文化距离既可以促进对外文化贸易,也可以成为对外文化贸易的阻碍因素。[47]

  、王传刚(2009)从我国的具体贸易现状出发,对其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在他们看来,观念落后,缺乏贸易主体,没有文化“航母”,扶持对外文化贸易的相关政策不到位,商业运作及市场经营机制不健全是影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继续深化发展的主要因素。[48]周锦、顾江(2009)从灰色关联度层面上分析了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本。经济因素、产业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经济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财政收入。在次级影响因素方面,

  文化、体育与传媒的国家财政支出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社会固定资产是我国和社会投资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重视和关注程度的反映,也表明了二者对于文化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文化产业增加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对于文化贸易发展的影响次之,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指数,城镇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的比重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数等因素对于文化贸易发展的影响相对而言最小。[49]

  方慧、尚雅楠(2012)从计量分析角度,依照“动态钻石模型”确定固定资产投资额、我国人均P、宽带普及率对现阶段中国文化贸易竞争力有显著影响。他们认为这是短期要素在目前文化贸易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也不否认,某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如人力资本、海外市场、相关产业支持、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对文化贸易发展的积极影响。[50]

  分析往往是文化贸易不可缺少的论证工具,影响因素的分析也不例外。王璐瑶、罗伟(2010)就以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层面对造成我国“文化赤字”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他们以2000-2008年我国与另外12个主要贸易国和地区的双边图书版权贸易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只有本国P、对象国人口、地理距离、语言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图书版权贸易有显著影响。[51]

  王海文(2010)则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探讨了构建我国文化贸易产业基础的影响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文化消费与需求的不断扩大和增强是文化贸易产业基础形;第二,科技创新与体制是文化贸易产业基础实力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成的原动力;第三,产业组织以及中介机构的壮大是文化贸易产业基础构建的中心产业组织以及中介机构

  的壮大是文化贸易产业基础构建的;第四,文化资源的挖掘以及产业融合是文化贸易产业基础发展与提升的重点中心;第五,的资金政策支持和国际化合作是文化贸易产业基础增强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在他看来,、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文化例外与文化安全以及文化贸易中的主义壁垒,都是影响文化贸易的重要因素。[52]

  此外,也有学者采取中外对比研究以发现其中的问题。赵有广(2007),以中美文化产品对外贸易方向上的区别说明了两国在文化产品贸易方面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形成的消费结构存在差别,也就是说此三者是影响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53]陈晓清等(2008)以美国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国际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美国的借鉴性意义在于,首先贸易优惠政策对于一国文化出口有着重大意义;其次,语言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具有决定作用;再次,对象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发展速度对文化贸易有着正相关的影响。[54]

  总之,国内学者对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了分析、逻辑推理等方法,内容既注意到了一般影响因素,又注意到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既有积极性因素的分析,又有消极性因素的分析。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及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最终结果也多种多样,未能达成统一,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论。还应看到,除了我国文化产品、服务、国际营销体系及政策的不完善造成了对外文化贸易的诸多弊端之外,国际经济形势、贸易摩擦、贸易壁垒等外部也是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阻碍因素。对于这些方面,大部分的影响研究很少论及。另外,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十分容易与对问题的研究相混淆。很多学者把对外文化贸易中已经发生的问题或出的弊端,作为影响对外贸易的因素。当然,这其中必然存在联系。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时还需要考虑到逻辑关系。

  这部分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与美日韩欧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比。大致遵循了两种径:一是以具体的文化贸易问题为主线进行中外对比研究,二是各行业的个案性对比研究。当然实际的研究过程二者往往是相融合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比,发现我国文化贸易存在的问题。

  李嘉珊(2008)以不同的个案对文化贸易监管体制、文化贸易商业运作、国际文化贸易的政策等三个主要问题对中外文化贸易进行了对比研究。她首先以图书出版为例对中外文化贸易监管体制进行了考察。国际出版业的监管与服务措施的优点在于:资助对外拓展、实施税收优惠、把握国际机会、完善信息管理、组建行业协会、鼓励兼并控购。相较而言,中国出版业的监管体制则存在着出版业融资困难、人才技术缺乏、市场程度低、信息服务缺位、短期行为普遍等诸多问题。商业运作上则以演出也为案例,她认为发达国家演出业实施国际输出战略丰硕,其原因在于:宏观统筹和战略规划,运用经济规律实行市场运作,面向国际的经营视野,成功运用的品牌战略,以及不断创新的演出特色等方面。对比之下,中国对外演出业虽然近年来国际交流上有显著提升,正在与国际接轨,但与国际演艺商相比,仍存在着商业竞争力缺乏、国际市场信息缺乏、文化经营人才匮乏、市场竞争没有规则等问题,很多对外演出都是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有限。在文化贸易政策上,她以影视业为案例将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对比后发现,我国影视贸易政策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其一,行政审查管制过于严格,且内容繁多,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并没有充分的自主性;其二,在电视节目的进口方面,过于突出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其作为普通商品的商品属性;其三,知识产权立法和不够完善,与国际标准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市场上盗版现象十分严重;其四,我国法律政策依据薄弱,相关法律政策不够完善,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原有的法规政策体系急需修正。其五,我国在影视人才的储备上也十分匮乏。当然,对存在的诸种问题,她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总体上看,她的研究综合了问题与个案。[55]

  文化贸易的竞争关系、互补关系则是对比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的重点,从方法上看,主要采取分析法。如郭新茹、顾江、朱文静(2010)对中韩文化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研究。分析的结果是,目前中国的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落后于韩国,在核心文化贸易的出口上,竞争力较弱,与韩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两国其实并不具有竞争性。而且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韩国文化出口正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文化服务攀升,且速度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但中韩两国分别处于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不同节点,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两国应该展开合作并能够受益,但在合作的暗含着潜在的竞争趋势。他们进一步认为,随着中国文化贸易的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到2014年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韩国的竞争性将会增强,互补性将会逐渐减弱。[56]

  方英(2012)对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关系,也进行了考察。但其观点与上述略有不同。认为中日韩都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则是世界上出口创意产品最多的国家。从市场规模上看,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远大于日本和韩国,三国出口市场较一致,美国均是最大出口国,但中国更加倚重美国市场。国际竞争力方面,我国在创意产品总体设计、手工艺品、设计、新、出版物和视觉艺术品中竞争力最强,而在版税和许可费等创意服务中竞争力最弱。总之,中国在文化创意产业贸易上所表现出的货物产品出口竞争力强大,而服务产品相对落后的局面与我国国内的整体的产业结构格局相吻合。中日韩三国内部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总体上是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近年并未出现产业内贸易。由于三国界市场的产品相似度和市场相似度较前些年较高,意味着三国的竞争非常激烈,但随着三方战略调整和互补合作的展开,这种情况呈现下降。中日韩三国的创意产业贸易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传统贸易理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两者的融合,在实际的贸易中则是竞争与互补共存,但竞争大于互补。[57]

  还有学者将各个产业之间的状况进行了对比研究。如杨宇婷、熊涓(2009)对中美文化服务贸易包括版权、动漫和电影产业进行了比较。在版权产业领域,美国占据了全球将近50%的核心文化服务出口份额,其图书出版公司和连锁书店发展很成熟,而我国的版权产品份额则较低,出版运作体系也不如美国成熟。在动漫产业方面,中国应学习美国的动漫出口,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将产品生产领域外包给其他国家,借此来打开他国市场,同时还应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元素,使自己的产品更适应国外需求。在电影产业方面,美国电影业已经界电影市场占据地位,而中国电影业至今并没有发展成为完备的体系,没有形成能与美国好莱坞相抗衡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品牌,海外市场还有待于继续开发。[58]焦克(2009)对中美服务贸易进行了对比分析,当然也包含文化服务。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美国的服务贸易基础良好,原因在于其高度发达、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支撑,而且服务贸易发展已经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态势。反观中国,尽管服务贸易增速迅猛,但由于其服务业基础薄弱,结构失衡,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没有同步发展,整体水平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限。[59]鉴于中美两国在市场准入、法律体系上都存在不同之处,美国相较于我国完善许多,因此,我国必须汲取美国长处在相应层面上予以改进。

  除了产业间的对比之外,产业间的国际合作也得到了相关学者的注意。魏婷(2012)则从合作性出发,探讨了中日韩动漫产业的国际合作。她认为,三国的合作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首先,三国目前积极推动跨国合作,在政策上有很大支持;其次,从现实的国际形势看,国际动漫行业也正面临洗牌,三国产业之间也存在结构的互补关系。再次,三国文化同源,在产品需求上又具有相似性。总之,三国的合作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市场结构效应和投资扩张效应,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必然。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可采取国际战略联盟形式,具体有可采取纵向的生产联盟、市场营销联盟、技术知识联盟和国际合资联盟等方式。但也存在因素、民族情绪、版权制度和待遇原则的不统一等诸多阻碍因素,有待于进一步解决。[60]

  综上说法,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产业门类的逐步健全,对外文化贸易与交流的不断增强,中外对比性的研究文献也逐年增多,表明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贸易状况。应该说,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状况与文化贸易强国进行平行比较,能够清晰发现我国的现实问题,也便于我国汲取国外经验,进而寻找到我国现实问题的有效策略。但总体上看,这些研究还是略显粗陋的,多数研究注重的是总体把握性,而具体的分行业对比研究虽然也有论及,但也仅限于我国对外出口相对较好的传统产业门类,一些新兴的文化产业门类则较少有研究涉及。专门的文化服务贸易对比研究也相对较少,更缺少相关的分析。这当然跟对比研究的和问题研究存在一定的对象重合相关,但作为发现问题的有效途径,文化贸易对比研究势必会在以后的对外文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涉及内容众多,以上仅是将与对外文化贸易的现实展开直接相关的研究予以梳理,其视野是宏观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微观研究的价值,这个层面来看,分区域和分行业研究也是现实研究的重要径。在方法上也多采取数据分析、检验、中外对比等。在分区域研究方面,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0)》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2)》,以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区、沿边及内陆地区四大区域的文化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涵盖了宏观、相关省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等层面的分析。而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文化贸易课题组编写的《文化蓝皮书—2014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报告》则重点对、上海、深圳等三个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地区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内容上也涉及到了现状、特点、问题、对策等层面。可以看到分区域研究更有针对性,所面对的问题也更加具体。在内容上,涵盖了对外文化贸易研究的主要方面,尽管和上文论及的宏观层面有重合之处,但就内容而言则是相异的。

  分行业研究方面,主要是对演艺娱乐、新闻出版、电影、电视、动漫、游戏、艺术品、设计、广告、音乐、文化会展等文化产业主导门类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研究。同区域研究的类似,行业研究的内容也主要包含政策、贸易概况、发展特征、主要问题、解决对策、趋势展望等层面。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0)》、《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2)》,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文化贸易课题组编写的《文化蓝皮书—2014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报告》,赵有广《文化生产方式创新研究——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等著作及一大批论文都对相关行业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了详细研究。

  最后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个案研究也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这种研究聚焦于往往聚焦于对成功的对外文化贸易事件,其内容既可以是产业形态层面,也可以是实践操作层面的。其目的是通过对成功的对外贸易运作的分析,找出其中的普泛性经验,以相关行业或是整个产业的发展。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涉及面广泛,这里不作赘述。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态势,这与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自身的不断深化发展具有重要关系。理论层面的思考总是不能脱离现实的,特别是对产业经济问题的研究,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始终是第一性的。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一系列新举措的阐发,我国的文化产业在这一新历史语境下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的颁布,未来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势必会得到加速推进。因此文化贸易研究必须逐步扩大自身的视野,不断将研究内容推向深化,而且还要密切与现实的联系,以更好的发挥引导作用。总体的研究状况大致呈现为:表面的分析多,深层的分析少;宏观的指导多,具体的少;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关系,而是分离的运作。因此,这就更需要广大研究者深入进文化贸易的具体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理论研究既要有宏观视野,注意到体系性,还要细化、分化、实践化研究,具体来说应注意到以下几点:

  随着对外文化贸易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大,文化贸易在获取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在他国的文化价值。目前来看,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状况并不乐观,大部分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并不强,特别是产业形态更高的文化服务业贸易更是出于逆差状态。这种不对称状态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他国文化商品进入我国市场,这不仅会对我国的文化产业造成冲击,更重要的还在于会导致他国文化价值在我国的文化场域结构中占据地位,如果不增强本土文化的实力,在场域内势必会造成他国文化场的优势地位。其结果必然会我国既有的文化生态,破会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对文化安全造成。事实上,仅就大众文化市场而言,来自美国韩国的文化商品,已经占据了十分庞大的国内市场,很大程度上,国内的流行文化产业,无论是在还是在内容上都在模仿美韩,这种情况甚至愈演愈烈。总之,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是缺乏竞争力,在推动“走出去”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好国内的文化产业生态是“走出去”的前提。因此,如何我们自身的文化安全,文化贸易会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一国的文化安全,以及在遵循国际贸易准则的前提下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贸易机制等都是今后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相应的保障机制,特别是我国的文化产业从一开始走的就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模式,这就更需要、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特别是目前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总体竞争力不高,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支持就更显得必要。目前我国在出口产品行政审批机制、知识产权、财税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这涉及到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因此,对提供何种性质的财税支持,何种形式的融资、保险渠道,如何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协调各行业各地区各部分之间的工作等切实存在的问题都需要学界进行细化研究,以提出合理的对策。

  在如何有效展开对外文化贸易方面,多数研究者所提出的对策仅仅停留在对建立健全海外运营体系、搭建平台等问题的宏观描述上,但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搭建何种平台,很多研究都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研究方案。现实的情况是,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创意为王、内容为王,发展到了渠道、为王的新阶段。平台与渠道的选择和建设是未来增强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开拓国外市场的关键。因此,在未来的研究首先应在具体的模式选择、平台建构上予以更多的关注,不仅要有逻辑上的推理,而且还有分析。同时,围绕这个中心主题所涉及的利益分配、服务保障机制与对外沟通机制的完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等问题都需要未来予以更多的关注。

  对文化贸易强国经验的借鉴,可以我国的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少走弯,提高发展效率。但对于在如何有效借鉴方面,至今学界的研究仍不够系统,很多对策停留于表面。大多数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分行业的对比或文化贸易水平的总体情况对比,找出不足之处,进而草草提出解决的对策,这些研究往往不够深入。在国际文化企业的运营体系建设、品牌经营、内部组织与管理、营销手段、风险规避措施、投融资模式等方面,国内的研究还缺乏针对性,需要深入开展。另外,对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政策体系和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的研究也是汲取经验的有效手段。而我们的实际研究却并未跟上,很多研究的文献仍然沿用过时的数据和政策,并没有建立起同时性的视野。因此,未来除了针对企业自身的研究外,我们在数据统计和国外文化产业的实时政策、举措上必须持续跟进,树立同时性意识。

  在贸易领域,任何问题的发现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数据分析,因此建立健全数据统计制度和指标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就目前来看,国际文化贸易领域存在着两种统计制度和标准,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依据其对“文化产业”的界定和分类,而开发建立的文化贸易数据库;二是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依据其对“创意产业”的界定和分类,所建立的创意产品与服务贸易数据库。由于世界对文化产业的内涵界定并不一致,因此就造成了实际的文化产业在门类上也并不一致,再加上存在着两套数据统计体系,这就给国际比较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难处。而我国自身目前也并未统一统计口径。因此这就更加造成了很多的对比研究在结果上的巨大差异,使其不能清晰的说明问题。因此,如何使文化产业分类标准统一,且更能适应现实的产业发展,以及如何建构我国的文化贸易统计标准与指标评价体系,都是学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大部分的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并没有对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进行区分性的研究,这自然有利于对总体贸易情况的把握,然而在现实的贸易状况中,我国实际上一直以文化硬件产品的出口为主,文化服务水平所占比重很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是严重不足。事实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真正弱势在于文化软件服务跟不上文化硬件制造的发展速度,这种情况制约了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走出去”的步伐。文化服务贸易是高增值领域,在贸易中又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容易产生贸易纠纷或被设置贸易壁垒,因此目前已被文化贸易强国视为核心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发展文化服务贸易是我国的必然选择。目前看来,我国的文化服务产业在统计标准、政策服务、国际运营体系建设、投融资上都有存在着诸多问题,这就需要更多研究者参与进来,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化。

  [4]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课题组:《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国际贸易》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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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王传刚:《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思考》,《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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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王璐瑶、罗伟:《中国“文化赤字” 的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的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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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郭新茹、顾江、朱文静:《中韩文化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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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杨宇婷、熊涓:《中美文化贸易发展的比较分析》,《对外经贸》2010年第2期。 [59]焦克:《中美服务贸易对比分析及对中国的》,《北方经济》2009年第12期。

  [60]魏婷:《中日韩动漫产业的国际合作》,见大学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2)》,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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